(一)古代

  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其刻书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广泛、从业者之众多、经营手段之多样,令官刻、私刻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推销图书产品,占领图书市场,树立自身形象,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应是不无益处的。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决定图书的选题、出书品种,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因此,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经史子集、历书、医书、类书、阴阳、童蒙读物、科考用书无所不包,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射利"的最终目的。

(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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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

  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3]。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

  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5],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在组织、推动编辑史、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列入科研计划(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袁亮在《发扬出版优良传统,促进出版改革开放》一文中说:"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上百年,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从空间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如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出版社;从事业性质上看,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等;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来研究、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其意义是重大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也很关注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武汉(1993年)、南京(1999年)、温州(2000年)分别召开过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数比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温州会议上则集中回顾了近百年的出版历程,并对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机构的贡献以及百年出版对当今出版业、出版研究的启示等,各抒己见,进行交流和讨论[9]。在会上有的专家继续呼吁要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作正在进行。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关学者专家集体讨论、分工编写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繁重的基本建设工程。启动编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经受到日本、韩国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视。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过有关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还应该提到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四种书: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为第一部教材、由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上述四种出版史,各有特点。宋、李著作认为,"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据这一创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作宏观式的描述;摆脱书史、印刷史的一般写法,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以材料见长,书中的书影、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方厚枢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上连载过《中国出版简史》,后来修改增订结集出版时用了《史话》的书名,其实也是一部持论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录《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译本出版。肖东发主编的高校编辑专业的教材,力图把编辑史和出版史融为一体,从取材到体例都有一定难度,是具有开拓性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是地区出版史研究硕果纷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还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泽、周岩、王仁主编《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区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肃出版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学林著《安徽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界来往频繁,相关资讯和书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湾出版、版权贸易的辛广伟,有志于撰述台湾出版历史的专著,在得到台湾出版界多方的协助下,广搜资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终于写出了40万字的《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比较系统地对台湾近200年来特别是光复以来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和印刷、发行、著作权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并附有书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研究台湾出版史专著的空白,必将对进一步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出版史产生促进作用。

  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馆史、社史研究的开展,出现新的面貌。商务、中华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店",它们都有编写自己历史的传统,成立了研究编辑小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时,陈原主持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回忆中华书局》(上、下册)。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2年)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1992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唐代,印刷出版业初发达,并与商业利益发生密切的关联。我国历代的出版商在传播典籍,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对商标功能的认识逐渐加深,对商标的应用也日益自觉、重视,并多创见、发明。如在印卖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号,可以说已具备商标的雏形。

  两宋时期,印刷术更为普及,出版业的商业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对商标的运用和制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是古代出版业的商标意识和运作趋向成熟的一个起点。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鼎盛时期,期间,民间书坊星罗棋布,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社会上翻版、盗刻、伪冒、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于是,许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标这一利器,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或少受侵害。这一时期书坊(铺)以字号亮牌已不计其数,司空见惯,一些精明的书坊主遂以字号为主,辅之其它种种措施,以竭力推荐自家品牌,禁防他人仿冒侵权。较为典型的有:一是强调自家字号,要买主确信某种好书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二是创制专用标识,以鲜明的图案标识来加深买者对本字号的感知和印象,进而达到名盖群坊,吓阻仿冒的目的。三是刻印业主肖像,以自己的人格和声誉作担保,推荐品牌,承诺图书品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出版业在今后几年将继续呈快速发展态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势的发展亦已经证明,中国原有的出版市场格局将被打破,一个全新的市场化的出版市场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从国内行业的生产构成看。中国现代出版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业。因此,分别对应图书产品的三大功能,即娱乐(文化)功能、知识功能和信息功能,产生了大众图书市场、教育图书市场和专业图书市场。这是现代图书市场的基本结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图书市场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这三个市场的基本划分。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消费紧缩的情况下,图书相对于其他娱乐产品具有低廉、易得的特征,有着更强的市场亲和力。出版业应以此次金融危机作为契机,推广廉价的娱乐消遣方式。出版商可以借此机会重新界定他们的角色,即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娱乐、知识。图书行业生产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是图书,是知识。未来对出版行业的投资潜力巨大。

  随着中国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出版事业也出现不少问题。一部分读物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内容粗制滥造。某些书刊肆意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政治上发生严重错误。特别是近年来淫秽读物屡禁不绝,使青少年身心受到损害,引起社会的关注。为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 封建迷信的书籍、 报刊和音像制品,有关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理,对出版、印刷和发行单位实行综合治理。这项工作已见成效,并将长期坚持下去。印刷方面,生产能力虽有很大提高,但印刷周期长,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纸张生产能力不足,价格变动大,有待于改善和调整。发行工作,已有很大改观,但发行渠道仍不够畅通,多渠道的竞争局面还没有形成。出版队伍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是摆在出版工作面前的重要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现在出版面临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为了繁荣出版事业,要有更多更好的读物供应读者,努力提高书刊的质量。要大力出版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实用的有益的读物。出版要为繁荣创作和活跃学术创造条件,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出贡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要依照宪法保障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时又要依法防止滥用这种权利。国家权力机关正在制定《出版法》,与此同时,为了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利,也正在制定《著作权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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